安史之乱后唐朝税收变化
安史之乱后，唐朝的赋税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原有的“租庸调制”因为土地供需矛盾问题而失效，这一制度主要依据人头来定征收税负和徭役的数量，而没有完全考虑农民实际被授予的土地数量及其肥沃程度。随着战争的破坏和人口的减少，这一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状况。
为了支付庞大的军事开支，唐朝政府开始重视商业税的作用。例如，唐肃宗即位后，派遣御使郑叔清前往江淮、四川地区，一次性向富商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资产税，即率贷。这表明唐朝政府开始尝试从商业上寻找补贴，商业税的税率虽然较低，但已经成为主要税种之一。
在安史之乱后的税制改革中，唐朝政府设立了多个新的税务机构，如租庸使、转运使等，这些机构拥有一定的权力，由皇帝直接授权，超乎正规的官僚体系之上。这些机构的出现，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紧急的战争形势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绕过正式官员直接办事，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政治制度。
安史之乱后，唐朝的税收来源也发生了变化。原本唐朝的税收主要依赖北方的农业，但战争破坏了北方的经济，使得唐朝不得不转向东南地区的江淮地区获取税收。这种变化加速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，大量人口和生产技术从北方迁至南方，并聚集于江淮地区。
唐朝政府在税收政策上的改变，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例如，唐肃宗时期的货币政策，通过不断铸造新币来敛财，虽然短期内完成了快速的社会敛财，但长期来看，这种极端的货币政策使得唐朝失去了经济复苏的时机，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甚至影响了后世。
综上所述，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税收变化主要体现在赋税制度的调整、商业税的重要性提升、税务机构的变化以及税收来源的转移等方面。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唐朝政府在应对战争危机时的财政策略，也预示了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的趋势。
